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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来做一个测试题：
这道题，来自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。当他还在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时，发现了某个“奇怪”的现象（这一点要最后才说），于是设计了如上那个问卷调查问题。 塞勒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“生命的价值”。我们通常会说生命无价，怎么能为其估价呢？ 没错，鲜活的生命无法估价，而从经济角度“统计意义上的生命”，也许是能估价的。 塞勒引用了谢林论文中的一段：
我们可以看到： 医院代表“统计意义上的生命”；女孩代表“可识别的生命”。 接下来，塞勒举了一个例子，来描述为“生命定价”的难题。
显然，在现实中，我们不得不为生命定价。 这件事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很难，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也不容易计算。 塞勒最终找到了一种计算方法：去找到那些高危工作的额外薪水，以及该职业的死亡率，然后通过概率倒推，来估算出生命的价值。 比方说吧，假如电影里有个家伙用左轮手枪去玩儿俄罗斯转盘游戏，六个弹夹里装了一发子弹，如果这个人在单次游戏中，愿意为十万美元扣动一次扳机，那么他给自己的生命的估价就是： 10万美元➗1/6（死亡概率）=60万美元 塞勒的这项研究成果，至今仍被美国政府用于成本-效益分析。2015年，该国一个生命的价值约为700万美元。 在《错误的行为》一书中，塞勒论述的重点并非生命的价值，而是行为经济学的奇怪现象。但在本文中，我想带出的，正是“生命的价值”这个话题。 先用塞勒预热，再来说说梁建章近期的文章《隔离的经济账》，也许会显得“和谐”一些。 在防疫的关键时刻，人命关天，怎么可以给生命估价？ 梁建章想说的是：隔离成本和过度防御。 人命帐和经济账没办法分开算。 先说微观。 例如，像井下矿工、超高建筑施工等岗位，死亡风险高很多，但我们不能简单说取消这些岗位。 所以，按照塞勒的理论，社会应该为这些岗位的人赋予更高的报酬，来购买他们的死亡概率。否则，社会为之付出的整体代价更大。 再比如说，即使最好的汽车的安全系数已经很高了，但我们还是要允许厂商生产气囊数量不是那么多的入门版车型。 不考虑成本的话，有可能汽车仍然是极少数人专享的“时间机器”（就像私人飞机）。 事实上，人类为道路交通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：
对于管制部门而言，必须从统计数据出发，关注统计意义上的生命。 同时，官方应该做的，是强制执行的下限标准，而非要求所有人尽善尽美。 再说宏观。 研究表明：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，在其他条件大致相仿的情况下，人均寿命就会增加1年~3年。 梁建章做了一个毛估估的量化计算：一般来说，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倍~60倍的人均GDP之间。假设生命的价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来计算，人的一生按照80岁约等于30000天来计算。
那么，从数学上来讲，人均GDP每减少1%，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。 基于这个数字，梁建章算了个经济账： 一次大面积的流感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，相当于人均寿命减少1.5天左右。 假如因为流感，对30%的人隔离14天，就会损失30%*14/365=1%的GDP。 如上所述，1%的GDP倒退实际上会使整体的社会在医疗、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倒退，人均寿命就会减10天左右。 一个是1.5天，一个是10天，隔离对“生命”造成的伤害，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。 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。并不代表我们就该像面对流感那样，来对待2020年的这次莫名肺炎。我赞成所有对上述“算账”不满意的人们的反对观点，我自己对隔离等政策没有任何态度。 但是，从计算的角度看，大规模的隔离，可能导致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损失，也就是人均寿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。 过度重视，与此前过度忽视一样，都是非理性的。 探讨统计意义上的生命，绝非忽略可识别的生命，如北野武所说：“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，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，发生了两万次。” 财新记者综合多位一线危重症救治专家的数据和意见发现，即使在医疗干预的情况下，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症概率发展如下：
这几个数据，第一眼看到，会感觉非常震撼。 但仔细算一下，我取了相对高的值，初期患者的死亡率是： 20%✖️30%✖️20%=1.2% 实际上，官方截止近日的数据是： 在湖北，新冠状病毒感染的死亡率是 2.8%,；在中国其他地方，死亡率是0.2%。 这个数字仍然不低，但也显得不像单独看“重症、危重症、死亡”三者之间的概率关系那么惊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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